看电视剧《金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些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候生活过的人，那些自身患过浮肿病的人，那些吃过小球藻的人，那些饿得“前肚皮贴着后脊梁”的人，他们会说《金婚》中“细节失真”。那些捱过“文革”煎熬的人们，那些被侮辱、被诬陷、被损害的善良的人们，他们会说《金婚》写得太肤浅了。那个年代，不用说重大事件，大的单位，大的人物，就是平凡人家，也是几多迷茫，几多忧伤，几多惶恐几多愁。有的观众会说：故事“看来有点‘赶’”。

那个时候，家庭吵架还少吗？不都因为缺钱，不都因为缺少粮食，还因为不堪承受精神压力，情绪抑郁，在家庭生活中寻找宣泄。家庭吵架似乎不讲道理，可以损害家人，可以更深地刺痛自己，也曾使某些家庭破裂。然而，那个时候的家庭吵架，确实挽救了某些无奈无助的人们，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有着一个家。一个吵架的家庭使人牵挂，唤起人们希望。相反，一个没有吵架的家庭，一个沉默无言的家庭，在那种境况下，可以酿成悲剧。

要知道，没有“文革”那么广泛、那么深刻地“触及人们的灵魂”，就没有今天改革开放那么深入人心。要求一个电视剧在限定的播放时间内，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是不现实的。对电视剧的编剧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也可能不合情理。然而，看《金婚》比《黄金甲》要值得多。那种追求奢侈和虚构的富丽堂皇，宣染乳房颤动的低级庸俗，炫耀高票房价值以至于沾沾自喜的现象，不能不说是当今影视界的隐痛和无奈。

近读有关姜文新片《太阳照常升起》的一篇《记者手记》：“两个小时内爆笑阵阵。、、、姜文的想象力和梦被释放得无边无际。尽管很多场景和对白让人看了不知所云、、、也可能这个片子本身就没有什么主题。、、、这是部很文艺很文艺很文艺很文艺的电影。、、、摄影精湛，构图和色彩美到不可思议、、、”。所以，“强烈推荐观看”（北京晚报2007-9-16）。奇文共析赏。编者按语：“分歧最多的是看得懂或者看不懂。无论懂还是不懂，都能看出来、、、”。善哉。皇帝的新衣。

记得1947年第一次读小说《飘》主角郝思佳在战火中惊险遭遇和战后贫困生活的那些篇章，一个活生生的郝思佳出现在我眼前。我深受感动，不可抗拒。当年夏天，我刚转入大学，尚无阅历可言。然而，太平洋战事爆发，我父亲失业，家庭经济到了难以在城市支撑下去的地步。这段生活使我相信《飘》是真实的。《乱世佳人》不愧为经典的文艺影片。不少观众还记得，当费雯丽饰演郝思佳拿着她的债务清单时说的一句台词：“明天是另外一天”。这句台词之所以经久难忘，因为这是真实的，也是深刻的。文艺作品不乏虚拟的部分，但不故弄虚玄。《红楼梦》人物刻画如此细致，没有离开生活的真实，历史的真实。 

《金婚》不是一部文艺作品，不大可能是2007年的‘年度电视剧’。然而，《金婚》贴近平凡人家的生活，“很多观众都能在剧中找寻着自己的影子”。这短短的半个世纪确实影响着三代人的生活和思想。只有那种没有主题思想、没有灵魂的作品，才是悲哀。与某几部赫赫大片相比较，我偏爱《金婚》。

国家改变现状，需要创新精神。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思维创新。科学创新是一种知识冒险，最大的风险在于丧失科学的真诚。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朝鲜官方曾公布关于“凤汉氏小体”的发现，以示经络系统组织学的存在，因而成为轰动性事件。随着这一荣誉泡沫的破裂，科学终于显出残酷无情的一面。弄虚作假者本人最后身败名裂。

‘文革’期间，“打鸡血”，“喝红茶菌”，疗效耸人听闻，闹得沸沸扬扬。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针刺麻醉”。自上而下，大搞群众运动，达数年之久。估计大小手术麻醉病例（包括剖腹手术、开胸手术等）数、不下百万，曾经公布众多书面的、影视等宣教材料，统一显示效果神奇。在我国麻醉领域内一度独领风骚。‘文革’过后，“针刺麻醉”从手术室，悄然淡出。这种以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科学研究，不是正确的科学实践。

上世纪八十年代，“特异功能”更是神乎其神，“耳朵识字，隔墙取物，天眼开通，透视脏腑，疑难杂症，不药而愈。”到了走魔入火的地步。所谓“特异功能”，其实是魔术表演。在这场闹剧中，招摇撞骗者有之，带头兴风作浪者有之，随大流起哄者有之。一阵风过后，销声匿迹。没有仔细的观察，没有辨伪的验证，没有研究的设计和方法，当然没有成果可言。

（资料图片：“特异功能”表演现场）

（资料图片：“特异功能者”控制心脏）

1980年，某著名科学家对于“特异功能”问题曾撰文加以支持。1982年，正式表态：“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从历史资料来看，茅以升、周培源、于光远等，曾先后批评“报道完全捏造”，“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要对维护科学尊严负责”。然而，有些省、市，在党政领导人倡导下，纷纷成立“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直到1982年6月，中宣部遵照胡耀邦的批示，发出“通知”，关于“特异功能”问题，“不宣传”，“不批评”，“不争论”的“三不政策”。这不禁使人想起此前张香桐说过的一句话：“闹剧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  

一般的人，既使亲临现场，也不会看清楚玩魔术者的手法。否则，也不成为魔术了。据报道，美国魔术师兰迪明白无误地指出，所谓“特异功能”，就是魔术表演。他悬赏100万美元，并宣布谁真有特异功能，谁就拿走。这笔钱至今还挂在兰迪基金会的账户上。

为什么总会有那么一些光怪离奇的荒谬故事，轻而易举地吸引那么多人的眼球，牵动那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神经呢？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发人反省。搞得不好，足以扼杀科学的创新。

人类对自然奥密的好奇心，可以被导入误区，陷于幻想，甚至迷信。大家都明白，对于自然事物，我们知道的相当有限。我们虽然知道有些事物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物’。因此容易产生另一种侥幸心理，寄希望于发现超自然的力量，突破已知的自然规律，创造意外的奇迹，抱个“金娃娃”。

然而，科学创新是真是假，科学假设能否成立，必须求得确凿的证据。胡适说得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学术权威也是人，也会犯错误。所以，权威的话不是实证。循证医学尽管有缺陷，它的指导思想是通过多中心、大宗病例的临床试验，以随机、对照、前瞻性研究方法，求得确凿的证据，以判断医疗创新是否有效，防止造假。从某种意义来说，循证医学是一种进步。

今天的科研环境中，存在着某种偏向，争赞助，追求短期性成果，角逐奖金或学位。商业思潮的冲击容易滋生急功近利等浮躁心态，以至弄虚作假，丧失对科学的真诚。本世纪，韩国学术腐败事件被揭露，使韩国学术界蒙受耻辱和痛苦。

            （韩国黄禹锡事件）

曾记否，孙悟空在跟随唐玄装西行取经的路上，头上必须套个紧箍。有位作者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戴上这个箍，他能够充分施展本领和智慧，保护唐僧，战胜恶魔。不戴上这个箍，孙悟空就是个妖怪。到他修炼成佛的时候，这个箍自然就不见了。”

有人说：“商业社会中，金钱会说话。”我们需要自重自律。戴上这个箍，记住那个紧箍咒，平息急功近利、急躁之心，保持对科学的真诚，在科学探索的征途上，尽情地大翻筋斗。

以清毕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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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创建于1911年。建校初期，曹云祥校长根据胡适的提议，设立研究院的导师制。四大导师是：梁启超、赵元任、王国维和陈寅恪，其中前三位是胡适推荐的。清华研究院和四大导师，开创清华人文学科最初的辉煌。

<!--[if !vml]-->    <!--[if !vml]--><!--[endif]-->     <!--[if !vml]--><!--[endif]-->          <!--[if !vml]--><!--[endif]--> <!--[if !vml]--><!--[endif]-->               据说当年学生可以自由跨科选修或旁听名师授课。机械系学生做可选修音乐概论，旁听心理学、或建筑艺术史的个别章节。文科学生可以旁听汽车维修科目。活跃的多元化文化氛围，充分显示清华大学 对于开拓思维，培植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给予高度的关注和重视。 有几位出身清华的资深工程师，国家专利持有者，或工程项目主持人，能写小说，写话剧，写报告文学，成为“游走于逻辑推理与形象意念两种不同思维方式之间的文化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一刀切，把文科系统整个端掉。把这所世界著名的综合大学阉割成清华“理工学院”。全盘搬用苏联教学体制，按死板的教学计划，读死板的教科书。往后历次极左思潮的冲击，把学生“禁锢在工科技艺的鸟笼中，” 怎么能造就出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科学曾家呢？
           
       值得庆幸的是这段历史性失误已被纠正，大学教学体制改革正在逐步深入。清华大学的故事可以放在一段时期的历史框架内加以考量。

 传授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可以提高人的智商（IQ）。人文科学教学对于发展情商（EQ），不可或缺。高智商、高情商者，无疑将是佼佼者。为能立足于社会，欲获取成功，高情商是必需的素质。然而，高智商、低情商者，多半属于‘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之辈。他们孤芳自赏，不善于控制情绪，不能委曲求全，缺乏团队精神，不能适应环境，很难有所建树。至于著名学府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跳楼身亡，虽属罕见事例，不能等闲视之。

无论是物理学家、工程师、或者医师，如果对历史不感兴趣，不学习心理学、伦理学、对文化或艺术置若罔闻，他们的人格将是不完善的。大学办学，目的是造就人材，不是培训“工匠”。清华早年研究院导师之一、梁实秋是第一个把“幽默”这个概念引进中国来的人。幽默不是“诙谐”、“滑稽”的同义词，更不是“耍嘴皮子”，使人一笑了之。粱实秋认为幽默是追求“不和谐中的和谐与和谐中的不和谐”，使人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一面。幽默是对一个人创新思维的开放，是创造精神的直接表现。一所大学的教授具有如此灼见，令人折服。据悉美、英、法等国家，大学心理系、艺术系、文学系、医学院，都有博士生参加关于幽默与艺术表现、人格的健全、创新思维开发等专题的研究。

再说，我国文化瑰宝中，宋词、唐诗以及著名小说“西游记”、“封神榜”等都是富有想象力的作品。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一个不爱好文学或艺术的人，怎能萌发科学创新思维呢？

清华大学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在校园内，荟聚着众多的大师级教授，创造一种涵盖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多元文化环境，着实下功夫造就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所以成为蜚声中外的高等学府。

清华大学的发展历史，使我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巴黎第五大学（Universite Rene Descartes）需要从一所医学院，重组为现在多学科性的综合大学。我国以前所谓“医科大学”，目前正在实施教育部的大学重组法案。从发展方向来看，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希望在必修科外，允许学生有选修或旁听其他学科的权利，切实做好学分制，鼓励跨学科交流。不要‘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貌合而神离。医学院一旦从综合大学剥离出来，再要回归，就不是简单的组织上的合并。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2000-200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发文最多的大学，北京大学高居榜首。清华大学名列第十。由此可见，恢复大学原有的多元文化的生态，不是轻易之举。

我想，这是清华大学发展历史给我们重要的启迪。

（待续）

我的导师曾宪九教授十分强调、做科学研究的人要有好奇心，要像小孩子一样好奇，对周围的奥秘，去观察、质疑、思索，并且发挥想象力。在北京协和医院创建ICU的当初，在第一次工作会议上，曾教授第一句开场白，就是问小组成员：“你们是应招来的吗？你们感到好奇吗？” 

（图18：我的老师曾宪九：“你好奇吗？”）

爱因斯坦说：“我没有特殊的天才，我只是怀有极大的好奇心。”极大的好奇心正是探索者为取得科学成果所需要的基本素质。

 

（图19：Albert Einsten “我只是怀有极大的好奇心”）

 文艺复兴是个伟大的时代。从崇拜神，人类终于发现了人自身的美，人性的美。达芬奇为了对人体，能够获得更确切的了解，曾从墓地上亲自背回30具尸体，在家里做解剖。极大的好奇心造就了一代艺术大师。

（图20： Leonardo de Vinci 1452-1519）

（图21： 解剖学）

           

（图22-24： 解剖学绘图）

出于同样的好奇心，米开朗基罗曾解剖了12具尸体。从“Pitia”那座雕像来看，圣母抱着从十字架上解脱下来的耶苏。圣母头上不再有神的光环，她是一位母亲。那座“大卫”雕塑中，没有出现恶龙的形象。然而，从大卫的左、右手不同的姿势，以及紧张的背部肌肉，正在向观赏者表达大卫对这场殊死搏斗的感受。这一特点同样见之于米开朗基罗为Sistine教堂穹顶“创世纪”的壁画中。

（图25： Michelangelo 1475-1564）

（图26：雕塑“Pieta”，圣母不再有神的光环）

（图27： 雕像“大卫”的左手）

（图28： “创世记”壁画局部）

通过人体语言激发感受的共鸣是文艺复兴时代作品的一大特点。因此与中世纪以表达神性为主题的艺术作品相区别。达芬奇在“最后晚餐”壁画中，将这一特点发挥得更为细致，更为突出。各组不同的人物，以不同的表情和姿势，表达他们不同的感受，并能强烈地感染观赏者。

没有极大的求知好奇心，不对人体和人性进行认真的观察和剖析，要想在艺术上推进如此深刻的变革和创新也是不可能的。

就自然科学的创新而言，道理也是一样的。

对科学的奥密产生好奇心，就会感到兴趣，脑子里经常啄磨着，想探索个究竟，发挥想象力的空间也越来越大。所以，人可以为科学，或者文学，或者艺术，着迷，因为发现其中的奥妙无穷，越来越好奇，一层一层钻进去，欲罢不能。好奇心和想象力两者相辅相成。缺乏想象力，缺乏思索，也不可能有创新。有时，好奇心是慢慢产生的。在导师的引导下，做一点研究，发现一些没有想到过的问题，触发了好奇心，想把研究继续做下。我对于休克和水电平衡等问题，虽然有一点临床体验，然而曾宪九教授不时提问和启发，激起我更多的好奇心，更大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好奇心是可以培植的。导师的作用很重要。当然，如果对一门学科，一项专题，并无好奇之心，兴趣总是起不来，不如干脆放弃，何必活受罪？

学生为毕业文凭做学问，研究生为学位论文做实验，应该说是件好事。但是，若以名利为目标，做研究只是不得巳而采用的一种手段，一旦目标达到，手段便抛弃了。严格地说，真为探索科学奥密，以毕生之精力，孜孜以求者毕竟少数。这些人物以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改变着人类的命运。

思索不懈  锲而不舍

（图39：Albert Einsten 1879-1955）

既使有绝顶聪明的头脑，爱因斯坦化了10年思考狭义相当论，8年思考广义相对论，接下来的30多年里思考“统一场论”，1955年临终前还写下了一些潦草的等式。他没有停止思索。爱因斯坦思索的专注性和持续性告诉我们：为探求真理，科学没有神话。

（待续）

    实际上，科学家的探索和创新、决不像神奇故事所传说的那样。

    牛顿运用了他的物理学和数学方面的知识，从大炮射弹抛物线的现象，用数学加以解析，经过不懈的思索，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并被实践证实。

（图5： Issac Newton 1642-1727）

     （图6：不同发射速率，不同抛物线轨道）

（图7： 万有引力ǘ律）

（图8： Neptune 在预测的位置上被发现）

伽利略作为实验方法的奠基人、不可能爬到不知确切高度的斜塔上，在没有准确计时方式的情况下，去做落体实验。这个故事编得十分荒诞。

（图9： Galileo Galilei 1564-1642）

瓦特处身于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代，英国在打破葡萄牙百年海上霸权之后，大力开拓海外市场。当时英国纺织生产以家庭作业为主，供不应求。市场需求的强大压力，迫使生产方式进行变革。关键在于创造出新的动力以及发现有能力解决动力问题的人才。瓦特生逢其时。有一位独具慧眼的企业主，在瓦特穷困潦倒之际，给予资助，劝说他放弃移居俄罗斯的主意，在英国留下来。瓦特注意到前人搞出来的原型蒸汽机非常笨重，耗能大，不切实用。于是他产生了自己制造蒸汽机的想法，在发动机的设计方面，汲取了百佘年以来前人的经验。瓦特的蒸汽机为火车、轮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

（图10： James Watt， 1736-1819）

（图11-12：以蒸汽为动力，替代风、马等自然动力）

（图13： 当初人们嘲笑蒸汽机车行驶不如马跑得快）

（图14：蒸汽机的发明为火车、轮船及工业生产创造新的动力）

       英国在欧洲国家中第一个实施专利权法，对科学发明创造起了催化作用。与此同时，亚当、史密斯的名著“国富论”问世，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思维。

（图15： Adam Smith,1723-1790）

  （图16：“Wealth of Nations”/“国富论”）

       简言之，牛顿的学说、瓦特的蒸汽机、史密斯的经济学，这三者的综合，产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

        对比之下，我国正值乾隆王朝，满足于宫廷积累的巨大财富，醉心营造并扩建人间仙境圆明园。清王朝不可能产生牛顿，瓦特和史密斯，不可能产生工业革命。

（图17： 北京圆明园的历史教训）

科学家神奇故事所产生的误导，使人们忽视了从事科学活动的探索者所付出的艰苦努力，掩盖了产生科学发现的真实历史条件。

                               （待续）

创新思维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创新思维的基础是：想象力、好奇心和独立思考。这三者都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加以培埴，既使极有天赋者也不例外。

科学家的神奇故事

一般认为想象力主要来源于灵的触发。这是莫大的误解。

几乎我们每个人在小学念书的年代起，都读过科学家的神奇故事。一个苹果掉下来，砸在牛顿的鼻子上，就这样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图2-3：牛顿与苹果的故事）

瓦特看到水壶壶盖被蒸汽掀动，触发灵感，发明了蒸汽机。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发现了落体定律。这些神奇故事突出地炫耀，特殊的机遇，使特殊的人物产生非常偶然的灵感。

（图4： 瓦特发明蒸汽机决非出于偶发的灵感）

（图5：比萨斜塔重物下坠试验是荒诞的故事）

所谓科学家的神奇故事都是以讹传讹。

（待续）

上个世纪里，美国学术界为提升国家的软实力，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他们的创新思维，从原子弹的发明到电脑技术的突破和网络的兴起，从‘博弈理论’到‘全球化理论’，改变了美国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左右全球事件的力量。我们反对霸权主义，不过，在这个前提的背后，确实给我们留下一系列有待思考的问题。

我想可以把软实力这个概念，引伸到医学界。医学界的‘软实力’现在以及在未来意味着什么呢？美欧等国家不仅拥有现代医学的深厚基础以及精英荟萃等可观的医疗资源，且一直在巧妙地运用着医学界的‘软实力’，以影响全球性医学的发展。就全局性发展战略而言，提升软实力比单纯追求硬实力，更为重要。

以危重病医学（Critical Care Medicine）为例，欧美等国家，在学术思想方面，曾先后提出‘微生物学说’、‘内毒素学说’、‘机体反应理论’，‘序贯性多器官功能衰竭综合征’概念、‘炎症介质平衡失调’、‘凝血与纤溶机制失衡’、‘相对性肾上腺功能不全综合征’假设等，并倡导对‘严重感染机体反应的不同模式’与‘基因多态性’的关系进行探索。在医疗技术方面，建立和更新影像学诊断和床边监测系统、深化生命支持治疗。在医学方法论方面，提倡并推广循证医学，集中顶级学者，讨论若干重大难题，提出原则性意见，组织共识会议，致力于推动全球性科研协作。与此同时，出版极具影响力的医学杂志，强化医学精英的教育，建立公平透明的激励机制等。凡此种种，无一不显示出欧美等国家医学界‘软实力’的作用。

按‘软实力’概念进行剖析，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不仅在于相对匮乏或滞后的医疗仪器装备和病房设置等硬实力方面，更重要地涉及医学理论的创新思维，跨科性研究和多中心临床试验的组织能力，专业人才的培训和继续教育等软实力内容。

巨大的‘软实力’可以产生强大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当今开放世界的竞争中,在危重病医学领域内,我国是一个‘软实力’较弱的参与者。

（图1：Rene Descartes）

    笛卡尔是法国跨越十六和十七世纪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他是解析几何学的创始人。他研究机械力学，为奠定现代科学的基础，提出指导性原则。法国人从来以自豪的神情，宣传“笛卡尔精神”，因为笛卡尔反对中世纪学院派的教条和思想僵化，倡导科学的方法论，敢于对没有根据的错误认识，提出质疑。他强调应用清晰、准确的逻辑思维，进行分析、推理，推翻不实之论说。他在1637年发表的“关于方法论的演讲”是对科学的一大贡献。

    当我在大学求学时期，法国老师讲课，喜欢把复杂的问题，经过分析、推理，最后归纳为：primo,secondo,tertio （即：一、二、三、），简明扼要。听这样的讲课，不是服苦役，而是一种享受。

（图2：“我思故我存”）

    “我思索，所以我存在”。不知为什么，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误为这句话出自英国哲学家斯宾舍之口。实际上，这是笛卡尔的名言。巴黎第六大学，作为医学院，以物理学家笛卡尔命名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