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事迫在眉睫，妈妈在当年‘法租界’内租下一座石库门楼房，我们一家，连同另一房亲戚，从虹口区匆忙搬出。抗战很快爆发，虹口老家恰被日军炮弹击中，彻底炸毁。原先作为权宜之计、临时避难的那座石库门楼房，竟然就此住了25年。

    惊魂未定，妈妈深感子女教育的重要性，在离我家不远处，找到一所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学校。因为小学入学应试年龄规定为10岁，我当时才8岁，虚报年龄，稀里糊涂被录取。为逐步消除这段‘差额’，化了十多年时间，直到1947年我进大学，改为真实年龄。

    学校创建在20世纪初。校长办公室门前候客室的墙上挂的几张发黄的照片，可见最早的几届毕业生，也只廖廖几位，屈指可数，都穿马挂长袍，坐着端正，表情严肃。作为初入学的新生，我把他们当作‘古董’和‘文物’。这所学校的领导及初中三年级以上的老师都是法国修士，其中只有两位修士是中国人。学生清一色是中国男孩。

    虽说是双语学校，汉语学习课程也相当传统，但校方对汉语学习要求不严，汉语不好，不妨碍升级。进入初中，除法文语文教学外，历史、地理、数学、化学、物理等一律采用法语课本。法语学习是主课。

    妈妈说，中国孩子哪能不学好汉语！中国教师每讲 “古文观止”中的一篇文章，回家后，妈妈很认真地陪我统读一遍，用一根细小的象牙棍，顶端刻着一个小园圈，在红色印泥盒中一按，逐句圈点。妈妈带着我朗读，她有独特的腔和调，朗朗上口，便于记忆。苦难在于背诵。背不出来，妈妈决不罢休。‘陋室铭’、‘桃花源记’、‘归去来兮’等，比较容易过关。至于‘李陵致苏武书’、‘吊古战场文’等，确实曾使我痛苦难言。法语的家庭作业都做完了，就是因为古文背不出，继续读呀读呀，而且要出声朗读。我为此哭过好几次。哭也不起作用。此刻妈妈的心真是铁打的。直到能背完全文，才能睡觉。

    近得悠闲，在旧书堆中，捧起当年苦读的那四卷“古文观止”，书页破损发黄，浸透着妈妈和我的手指汗渍。有几篇文章的书页上，很可能留下我的泪迹。看到妈妈亲手圈点的小红圈，闪耀着妈妈对我深深的爱，情不自禁。

     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偏西方的。天主教会办的学校，从小学起，在课外时间另设天主教教义的课，对象自然是学生天主教徒，非教徒也可以参加。我从来不去听课。进入大学，我也没有去上神学课，而选了哲学课。我对西方哲学很感兴趣。这并不是因为我家从祖辈起，是世代的佛教徒家庭。我本人不信佛教，对佛学作为一种哲学而同样感兴趣。从我小学生时代的倾向性，以至大学时代的抉择，更多地受到我爸妈潜移默化的影响。爸爸没有给我讲解西方哲学，却非常鼓励我去阅读哲学著作。妈妈灌输给我的是中国古文化，她陪我去欣赏昆曲清唱，去听苏卅评弹。爸爸妈妈给我的教育是传统的。这样的双重教育铸造了我的今天。